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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一体:中华法律文化溯源(四)

探索
2022-04-28 15:39

◇ 文  /  冯申    图  /  李欣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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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承上启下,自然也包括法律制度。作为北周的承继者,隋文帝在法律制度上却兼采南北,不论是汉人政权还是鲜卑人政权,制定的法律只要优秀便采用。于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朝的法律制度,都为隋律提供了养分。隋律也成为了各民族法律文化融合的产物,为唐朝时期中华法系达到鼎盛奠定了基础。

然而,制度归制度,执行归执行,再优秀的法制,如果不能得到贯彻实施,也只能是废纸一张。隋朝二世而亡,与其法制不兴有很大的关系。清末著名法学家、修律大臣沈家本曾评价说,隋炀帝先减轻刑罚,而后又滥用刑罚,和他的父亲文帝如出一辙。刑罚的滥用导致了国家的灭亡。所以啊,有了好的法律制度而不依法办事,这个法律制度也就是个摆设而已。

吸取了隋朝灭亡的教训,唐朝的统治者不仅注重制定良好的法律,而且更注重让法律制度得到有效的施行,在这方面,唐太宗李世民就为后世做出了表率。

法律儒家化的完成

唐太宗时期之所以出现贞观之治,从法制的角度而言,并非偶然。下面,我们不妨对贞观法制进行剖析。

先说立法。唐朝的法律制度是在隋朝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制定的,主要包括了“律、令、格、式”四种形式。四者各自的职能和关系,非常清晰。令是国家的典章制度(即“设范立制”);格是经过整理汇编的皇帝发布的敕令;式是令和格的实施细则;而律,就是刑法制度,违反了令、格、式的规定,以及一般的刑事犯罪,都要用律来进行处罚。

之前说过,法律的儒家化是在唐朝完成的。唐太宗制定法律时,不仅对条文很重视,也对条文的解释很重视。他命令长孙无忌、房玄龄等重臣直接主持法律的修订工作并进行了解释。他们在解释法律时,很多地方都直接引用了儒家经典,儒家所推崇的价值观完全贯穿于整部法律之中。这样,就为法律儒家化的完成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法律解释称为“注疏”,与律文本身合编在一起,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如此编纂而成的唐律,也就被称为《唐律疏议》。

再说执法和司法。贞观时期,不仅大臣们直言敢谏,秉公执法,皇帝也能够从善如流。我们还是来看几个小故事。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记载了一个犯颜执法的故事。贞观元年(627年),朝廷开科取士,大力选拔人才。一些人对自己的做官资历造假,唐太宗知道后,下令他们自首,否则,以后查出来要判处死刑。不久,一人造假案发,李世民决定判处其死刑。大理寺卿(全国最高司法官员)戴胄(zhòu)上奏,认为应按照法律规定,判处此人流放。唐太宗非常愤怒,说道:“你想要遵守法律,而令我失去威信吗?”戴胄回答:“陛下先前的决定,只是一时之喜怒,而法律,才是国家向天下展现的更大的信用。陛下将此案依据法律判处,是忍耐小的愤怒,而保持大的信用。”唐太宗最后依照戴胄的意见对案件进行了处理。戴胄在任期间,常常为了坚持依法办事而触怒唐太宗,但唐太宗最后也全部都听从了他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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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复奏制度的确立

而在另一个案件中,唐太宗却杀错了人,不过,也因此确立了一项重要的制度。贞观五年,一个精神病人李好德胡言乱语,对皇帝不敬,这可是十恶大罪,地方官员将案件层层上报,最终到了唐太宗这里。于是唐太宗命令将此人打入大牢,严加审讯。具体负责此案的是大理寺丞(中央负责审理大案的法官)张蕴古。张蕴古调查后,认为按照法律规定,李好德因为是精神病人,可以减免处罚。太宗听取汇报后,也决定不再追究李好德的责任了。

可张蕴古竟然跑到了监狱里,将皇帝的决定提前告诉了李好德,还在狱中与李好德一同下棋。这事被御史发现了,于是弹劾了张蕴古,称李好德的哥哥是相州刺史,张蕴古分明是徇私枉法,包庇李好德,以讨好李好德的哥哥。太宗闻言,大发雷霆,当即将张蕴古斩首示众。

杀了张蕴古,唐太宗就后悔了,按照法律规定,泄露机密也就是一年半的徒刑,自己一怒之下,竟不顾法律规定杀了人。太宗意识到问题出在死刑执行上,应当有制约皇帝随意下令杀人的程序。于是,他下令,今后处决死刑犯,即使是皇帝的命令,执法部门也必须三次向皇帝请示,三次都得到皇帝的认可,才能执行。之后,又进一步规定,三次上奏请示不能在同一天,并规定京师地区的死刑案件需要复奏五次。这就是唐朝时死刑的复奏制度,在之后的朝代,也基本延续了这一制度。死刑的复奏制度体现了对于死刑案件的慎重,避免了滥杀无辜。

德主刑辅的思想

在张蕴古案之后,还发生过一件事,常常被视为唐太宗推行德政之举。贞观六年冬月,李世民亲自前往关押死刑犯的大牢,并一一审问囚犯,看看有没有冤假错案。这时的狱中,关押了390名死刑犯。李世民此时心生怜悯,他想,春节就要到了,这些犯人身陷囹圄(líng yǔ),且死期将至,不如放他们回家和家人最后团聚一次吧。于是便下令释放这些死刑犯,但是和他们约定好,第二年的秋天必须返回长安受刑。

官员们大多对此不以为然,认为放走了这些人,还能指望他们回来引颈受戮吗?然而,到了约定的时间,这390个囚犯一个不少地全部回到了狱中。唐太宗非常高兴,当即下令赦免了这些人的死罪,全部释放。唐太宗这样做,正如《唐律疏议》一开始说的,“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其实就是告诉天下人,刑罚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这390人能够在规定时间主动返回,表明他们受到了道德感化,有改过自新、弃恶从善的行为,所以赦免他们,乃是将德主刑辅的思想昭告天下。

后来,著名诗人白居易专门为此写诗句颂扬唐太宗:“死囚四百来归狱……以心感人人心归。尔来一百九十载,天下至今歌舞之。”既严格执法,又以道德教化为先,得到了民心,盛世局面的出现也就是理所当然了。

还是白居易,这位大诗人还曾经为了法律问题在朝堂上与人辩论。案情很简单,丈夫将妻子殴打致死,但定为何罪,却产生了争议。唐朝时杀人罪分为六种,即所谓“六杀”,此案大理寺定为斗殴杀人(斗杀),但白居易认为应该是故意杀人(故杀)。我们在这里不必细细分析其中的区别,只需知道,白居易的观点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同。或许你很奇怪,为何白居易会对法律问题如此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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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延千年的中华法系

在唐朝,通过科举考试迈入仕途已经成为定制,但考中后,却不一定马上能够做官,后面还有一次吏部举行的铨选考试。铨选考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判”,即要求应试者根据给出的案例书写判词。白居易当年准备考试时,特意做了100道模拟题,这些模拟题后来被收进了他的文集,称为《百道判》。而下了大功夫的白居易,也如愿迈入官场。后来,白居易的《百道判》名声大噪,成为了士子们备考的重要参考书。所以,包括白居易在内的唐朝官员非常重视学习法律,具有丰富的法律知识。

不仅如此,唐朝的科举考试名目繁多,除了大家所熟知的进士科外,还有一个明法科。明法科专门考试法律内容,堪称唐朝的法律资格考试,考中者可在各级司法机关中任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很多人专门研习法律。

唐朝的法律制度不仅对后面的朝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影响了周边的国家。日本在大化改新(646年)后,将唐朝的法律制度引进,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律令。高丽(今朝鲜)史书也记载,其刑法乃是以唐律为基础,参酌本国情形而制定。

这样,有着共同的法律传统的中国、日本、高丽,加上后来的安南(今越南)和琉球(今冲绳),这些法律制度就形成了中华法系。中华法系作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其影响绵延千年。

(责任编辑 王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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