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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一体:中华法律文化溯源(三)

探索
2022-04-27 17:20

◇ 文  /  冯申    图  /  李欣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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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在制度上承袭秦朝,而治国思想却发生了转变,因此,政治制度在实际运转时,就难免会与意识形态发生抵触。到底要用诸子百家中哪一家的思想来治国理政,成为一段时期内朝廷上下争论不休的热点话题。

西汉政治家董仲舒智商特别高,就在众人为这个话题吵得沸沸扬扬的时候,他想出了个好主意——“《春秋》决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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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儒家化

怎么操作呢?

简单说就是“引经断狱,原心定罪”。提倡在审理案件时,以儒家经典《春秋》作为主要依据,同时考虑当事人犯罪时的主观动机。

为推销自己的理论,引起当政者的注意,董仲舒还专门宅在家里用心写了一本书,列举了232个案例,来说明“《春秋》决狱”究竟该怎么做。

比如,有一个案子的经过是这样的:张三在野外看到一个弃婴。一把年纪又膝下无子的他高兴得手舞足蹈,将弃婴带回家细心呵护,取名张小四,抚养成人。后来,张小四与人争执打斗,并将对方打死。张三得知后,将张小四藏匿起来。后来,张小四被捉拿归案。按照法律规定,张三隐匿罪犯,也要受到处罚。

董仲舒对这种判决表示不满,他主张张三无罪,并且给出了两条理由:首先,张小四虽非亲生子,但由张三抚养长大,实同亲生。其次,《论语》中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也就是说,父子之间是可以互相隐匿罪行,而不必追究刑事责任的。所以,张三藏匿张小四属于人之常情,父爱如山,不应当受到刑罚。

这就是一个标准的“《春秋》决狱”。而这里提到的“父子相隐”,在汉宣帝时正式成为了一项法律原则。以我们今天的标准看,张三的做法就是故意包庇罪犯,但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春秋》决狱”的提出,却有着相当的合理性。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当时的法律条文通常比较精简,这就给实际运用时造成了困难。由于没有对法律条文的具体解释,那么,重判或轻判某人,完全取决于法官的心情,操作空间很大。

运用儒家经典对法律条文进行解释,一方面,使得法律条文有了较为具体的参照;另一方面,儒家经典上的“圣人之言”也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容易被社会各界所接受。而阐述经典中的微言大义又是汉朝儒生的拿手好戏,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就这样,在法律条文不变的情况下,通过运用儒家经典对法律进行解释,使得儒家的法律精神开始渗透到法家的法律规定中。这个过程被称为“引礼入法”,也可以叫作“法律的儒家化”。

到了东汉时,用儒家经典解释法律的“律学”成为了一门吃香的学问,而且日趋成熟,形成了一套体系,为中华法系走向辉煌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比如,一段时间内,人们对“故”(故意犯罪)和“谋”(有预谋犯罪)两个概念把握不准,两种犯罪行为在主观上很相似,法官在判决时如果难以自圆其说,很容易引起非议,让人怀疑他的动机。

西晋时候,官员张斐对这两个概念做了明确解释:“其知而犯谓之故”“二人对议谓之谋”。也就是说,故意犯罪就是明知故犯,有预谋犯罪则最少需要两个人坐在一起商量谋划。这样,“故”和“谋”的概念就很清楚了,法官在判案时也就有了准确适用的法律,不至于模棱两可。

从汉朝开始,经过六百来年的司法实践,到唐朝时候,法律规定与儒家精神已经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法律儒家化的进程也宣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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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一体的中华法律文明

魏晋南北朝是春秋战国之后又一个大动荡的时代,但和春秋战国一样,这也是一个思想百花齐放,制度日新月异的时代。法律儒家化的进程,在这个时期明显得到了加速,很多新的法律制度得以确立。

比如,在谈起亲戚间的亲疏关系时,人们常常以“五服”为标准。但什么是五服,恐怕少有人讲得清。儒家经典《仪礼》最早记载了五服的内容。最初,在亲人逝世后,亲属根据与逝者的关系不同,需要穿不同的孝服,分为斩衰(cuī)、齐衰(zī cuī)、大功、小功和缌(sī)麻,并有从3个月到3年不等的服孝时间。后来,五服被人们用以直接表示亲属之间的关系,例如,子对父是斩衰,对祖父母是齐衰等。

在西晋时,“准五服以制罪”开始成为制度。官府在定罪量刑时,要考虑当事人双方的服制关系,如果是以卑犯尊,要加重处罚;如果是以尊犯卑,则可以减轻处罚。这一制度的实质在于将儒家所看重的家庭伦理道德关系固定成为法律,使“亲亲尊尊”的原则用法律加以保护,是法律儒家化的重要成果之一,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法律儒家化的另一个重要成果是“存留养亲”制度的确立。这项制度同样旨在维护家庭伦理道德,它规定,如果罪犯家中有年老的父母、祖父母无人赡养,那么罪犯可以得到宽恕,回家去侍奉老人。显然,这一规定是对家庭、家族的恩惠,从而使“孝”的伦理得以弘扬。

值得注意的是,“存留养亲”制度是在北魏时期确立下来的。北魏是由少数民族鲜卑人建立的朝代,我们都对孝文帝迁都和汉化改革的故事耳熟能详。无论是孝文帝改革还是“存留养亲”的确立,都反映了民族的交往融合。少数民族在与汉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中,主动吸纳接受了儒家文化,并且在此基础上开创出了新的制度,对各民族产生了重要影响。

除了上面提到的“存留养亲”之外,北魏在法律上还引入了“流刑”(流放),使刑罚体系趋于完备。据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考证,中华法系全盛时期的隋唐法律制度,就是以北魏法制作为源头的。我们可以说,中华法律文明是多元一体的,各民族都为它的繁荣发展作出了贡献。  

我们今天常用到一个成语“十恶不赦”。什么是“十恶”呢?其实,“十恶”是源起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项法律制度,同时也是法律儒家化的又一个重要成果。北周时期,为了维护政治伦理和家庭伦理,归纳出了十类严重的罪行。北齐时期,在立法时将这十类罪行称为“重罪十条”,不论触犯了其中的哪一条,当事人都要被严惩不贷。到了隋朝时期,“重罪十条”更名为“十恶”,从此在中国古代法典中固定了下来。

“十恶”犯罪大概可以分为三类:“恶逆、不孝、不睦、不义和内乱”主要针对严重违反家庭伦理道德的行为进行惩罚;“谋反、谋大逆、谋叛和大不敬”主要针对严重侵犯皇权,违反政治伦理道德的行为进行惩罚;“不道”则是针对极其恶劣的杀人行为和巫术性质的犯罪进行惩罚。由于十恶犯罪一般不能得到赦免,所以才有了十恶不赦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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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走向规范与人道

除了法律儒家化以外,魏晋南北朝时期值得称道的还有法律形式的规范化和刑罚的规范化。

秦汉时期,法律形式很多,最重要是律和令。但是,当时律、令之间并无明确界限。《汉书》中就认为,“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也就是说,前面的皇帝颁布的称之为律,后面的皇帝颁布的称之为令。这样一来,律和令之间只存在颁布时间上的差异,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在实际执行时是混同的。

随着律学的发展,人们对于法律形式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各种法律形式之间的分工也更加明确。曹魏时,在制定《魏律》的同时,还颁布了若干的令。西晋制定律令时则明确表示,“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明确了律是刑法,用来定罪量刑;而令则是规定官制、民事、经济等国家的具体制度。这样,律和令便各司其职,中国古代的法律形式也越来越规范。

在刑罚上,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汉文帝时期废除了肉刑,但后来又有反复,导致宫刑作为死刑的替代刑仍然得以保留,著名史学家司马迁便尝过它的厉害。到了魏晋时期,又有官员提出应当恢复肉刑。那么,恢复还是彻底废除?围绕这个问题,魏晋时期朝野上下展开了一场大辩论。

恢复派认为,死刑之下就是笞杖刑,死刑太重,而生刑太轻,没有一个中间刑罚作为过渡,恢复肉刑能实现刑罚上的平衡。而反对派认为,肉刑不是德政的表现,也不利于罪犯改过自新,并且肉刑废除时间已经很长,不应该再恢复。

最终,朝廷还是采纳了反对派的意见,并没有恢复肉刑。而宫刑在北朝也被废除。这样,上古五刑中的“墨、劓、剕、宫”四种刑罚至此已经全部被废除了,这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大进步。至于死刑和笞杖之间相差悬殊的问题,随着这一时期徒刑的规范化,以及北魏引入了流刑,也得以解决。

至北周时,形成了“杖、鞭、徒、流、死”的刑罚体系,隋朝又改为笞(用荆条打)、杖(用木板打)、徒(为官府服役做工)、流(流放远方并服役)、死(分为绞刑和斩刑两种),这一新五刑体系一直沿用到了清末。

此外,魏晋南北朝时期,罪犯株连亲属的范围也在缩小。此前的法律规定,女子出嫁之后,如果娘家有人犯罪,要受到株连;婆家有人犯罪,也要受到株连。一些出嫁的女子本来并没有参与犯罪,但仍避免不了“躺枪”。

曹魏末年,将军毌(guàn)丘俭发动叛乱,被处以“夷三族”之刑(三代人都要处死)。其孙女毌丘芝已经出嫁,按规定也要处死。就此,有大臣上奏指出,女子出嫁后,已经“从夫”,男子不会因其他家族的行为获罪,但女子却要为两个家族的行为承担责任,于情理上是说不通的,也违背了儒家的慎刑原则。

皇帝接受了这个意见,免除了毌丘芝的死刑,并下令修改法律。这样,女子出嫁后就不再受娘家犯罪株连了。南北朝时,又进一步缩小了株连的范围,一般情况下,女子不再受到株连。这些都表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刑罚更加趋向宽缓和人道,逐渐摆脱了秦代以来严刑峻法的色彩,变得越来越文明。

(责任编辑 王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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