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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一体:中华法律文化溯源(一)

探索
2022-03-11 16:20

◇ 文  /  冯申    图  /  李欣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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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法律文明源远流长,有着灿烂辉煌的历史,为人类法律文明作出了卓越非凡的贡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历史的长河中,去追寻中华法律文明发展的轨迹吧。

法律源于军事和祭祀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这是小说评书常说的话。我们的法律制度也是如此,从三皇五帝之时便开始起源,逐渐发展完善。近年来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把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加以确认,在中华文明发展伊始,中华法律文明也随之而产生。

我们都熟悉黄帝大战蚩尤的故事,据说蚩尤的“三苗部落”在抓到战俘后,专门创制了一种惩罚的方法,并称之为“刑”,这成为了刑罚的肇始。而在战争之前,首领们往往会发布军令,士兵们都要按照军令作战,违反者会受到惩罚。这样,军令和“刑”就成为了最早的法律形式之一,我们管这种法律的起源叫作“刑起于兵”。

另外一种法律起源的形式,则是在祭祀仪式中产生的,这就是“礼”。古人在祭祀日月星辰或是祖先时,总要遵循一套仪式,形成了相应的祭祀规范,比如祭祀在什么时间举行、参加者穿什么样的衣服等等,久而久之,这些仪式规范就成为了一套法则。这些法则既是当时人的内心信仰,又是要恪守的道德规范,还是必须遵守的制度。“礼”是中华文化独有的因子,也是古代道德观念的价值所在。

在上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已经确立了一些法律原则,而这些原则至今仍在使用。例如,夏朝的时候,便开始对犯罪行为进行区分,看是故意还是过失,如果是因过失造成损害的,可以赦免;如果故意犯罪且不悔改,则要处刑。此外,还有“慎刑”的规定。认为如果不能确定一个人是否有罪,就不应该将他杀掉,否则就是滥用刑罚。

如果说,今天对夏朝商朝的法律制度了解不多的话,那么,对于周朝的法律思想和制度,从史书上就知道得比较多。

德治思想的提出

前面提到过的礼,到了西周时期,经过周公的“制礼作乐”,变得更加完善。礼包罗万象,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准则,家庭伦理、社会伦理都属于礼的范畴。因为礼,大家知道要家庭和睦,尊老爱幼;因为礼,大家知道成年的自己要担负起家庭和社会责任。

周公还提出了很多影响后世的法律原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明德慎罚”,要求统治者处理好道德教化和刑罚惩治之间的关系,主张推行德政,崇尚道德,施行教化。这是中国第一次提出“德治”的主张。自此之后,德治的思想一直流传至今,成为中华法律文化中最为璀璨耀眼的明珠。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法安天下,德润人心”,德治也是我们今天重要的治国理政方式。

推行德治,就要求统治者更注重民生,关心百姓疾苦。正因如此,中国法律文化便早早摆脱了宗教神权的影响,走上了民本主义的道路。习近平总书记经常提到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正是对中华优秀的法律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在西周,还有很多重要的制度确立下来。例如,在审判中,官员通过观察被告人的言辞、神色、气息、听觉、目光等来判断他是否说了假话,这种方法有一定心理学的依据,成为了古代审案时的重要方法。契约制度也在这时候建立,当事人在买卖或借贷时,需要签订契约,然后各持一份(或一分两半,各持一半)。出现纠纷时,只要拿出所持契约,就可以分辨是非。

法律制度大发展的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虽然是乱世,但却是一个思想家辈出的时代,也是法律制度获得大发展的时代。

这一时期,随着铁器的普遍运用,生产力获得了极大发展,从而促使生产关系发生变化,新兴地主阶层开始崛起。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时,原有的政治、法律制度已经不再适应新的生产关系的要求,所以,思想发展和制度变革就成为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主流。

先来看看思想。我们熟悉的儒家、法家、道家、阴阳家都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其中,儒家和法家思想在历史上一直发挥着影响。儒家是孔子开创的思想学派,他们重视传统、伦理道德和礼仪。在孔子之后,孟子和荀子也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儒家思想体系较为丰富,我们这里只简单说说和法律相关的思想。

孔子一直以周公为楷模,所以也继承了周公德治的思想。“苛政猛于虎也”是孔子提出来的思想。孟子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荀子提出了“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德治的另外一层要求,就是统治者必须带头做道德的表率。孔子就指出“其身正,不令而从;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孟子也希望实现仁者推行仁政的理想。我们今天说“良法善治”,善治就是与儒家思想一脉相承的。

此外,儒家还继承了周公明德慎罚的主张,并进一步提出了“德主刑辅”,即最好的治国方法是德治加上法治,认为德治才是根本,刑罚只是辅助,不能以刑罚治国。

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则提出了“法治”的思想。不过,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法家的“法治”,与我们今天全面依法治国的“法治”是不同的。但是,法家的“法治”思想中,仍有值得我们汲取的成分。例如,法家认为法律必须要公之于众,且要明白易懂;法律标准要统一,遇事要“一断于法”;法律面前“刑无等级”,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等。韩非子还提出“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强调严格执法的重要性。

诚然,儒家和法家的法律思想有其历史局限性,但是其中的精华部分,是应该为我们今天所承续的,这也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

法律条文的公布

再来看看制度。前面说过,制度变革是春秋战国的主流。从法律的角度看,春秋时期最重要的变化发生在郑国和晋国。

郑国的“执政”公孙侨(字子产)在郑国改革税制,推行德政,深得民众拥护。《左传》中也有“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称赞他能听取民众意见。公元前536年,子产做的一件事更是惊动了天下。

按照此前的传统,法律是不对老百姓公开的,生杀予夺的权柄都操持在君王和贵族手中。所谓“临事制刑,不豫设法”,又所谓“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也就是说,只有保持法律的神秘性,甚至是没有具体的规定,在遇到具体案件时具体考量,这样才能确保君王的权威。不过,既然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法律的不公开和不确定性,显然不利于政治经济的发展,所以,必须加以改变。这改变的第一步——“铸刑书于鼎”,正是由子产做出的。

鼎是国家重器,是权力的象征。子产将刑书,也就是法律条文铸在了鼎之上,毫无疑义是在宣示法律至上的地位。更重要的是,这就打破了前面说的不公开法律的传统,并且,大大削弱了贵族的既有权力。于是,晋国的叔向等守旧贵族纷纷起来指斥子产的行为,认为这是亡国的前奏。但是子产并没有退缩,认为他是在“救世”,坚定地把改革推行了下去。而23年后的公元前513年,叔向所在的晋国也铸造了刑鼎,“以示百姓”。

对于春秋时期的这两件事,后人评价说,原来法律不公开,决定权在贵族手中,因此老百姓会畏惧贵族的威势,现在法律都刻在鼎上了,老百姓就不再“畏上”“奉上”。这样,旧的制度就土崩瓦解了。

中国的第一部法典

战国时期的变革就更加猛烈了。大家最为熟悉的自然是商鞅变法,不过,这个内容我们下一次再说,今天先来看看魏国的李悝变法。

李悝是战国初年魏国的改革家、军事家,亦是早期法家的代表人物。他在魏国推行了很多改革措施:打破世袭制度,发展经济,制定法律等。李悝制定的法律,叫作《法经》。

李悝之前,皆以“刑”作为法律的代称,而李悝却改刑为法,这就突出了“法”字中蕴含的平等之意。正如后来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里对法的诠释:法,平之如水。

李悝之前,法律并无体系可言,而李悝的《法经》却开始具有了法典的样子。《法经》共有六篇:盗、贼、囚、捕、杂、具。《盗法》和《贼法》(杀伤人的行为)是对侵犯财产和侵犯人身的犯罪行为的认定。抓到囚犯后,就以《囚法》《捕法》加以惩处。其余罪行规定在《杂法》之中。《具法》像我们今天法典中的总则,对整部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进行了规定。这样,有总则,有分则,已经是一部完整法典的构造。

《法经》总结了春秋以来各国制定公布法律的成果,并加以规范化、体系化,从而成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初具体系的法典,深刻影响了后世的立法。

(责任编辑 王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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