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杨明    图  /  喵头鹰喵

红军长征时期，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先后进入云南，在渡过金沙江后北上抗日。标语是当时最常使用的一种宣传手段，每到一地，红军一般都会通过刷写标语来向各族群众进行宣传。红军在云南留下的标语大概可以分为这样几类：一是宣传党的理论，号召穷苦人民起来与反动派作斗争；二是宣传抗日；三是宣传民族团结。

号召穷苦人民起来与反动派作斗争

1935年初，中央红军在一渡赤水后，进入了滇东北地区的威信、镇雄等地，红军在镇雄县瓜雄村龙君庙内就留下了一面长约4.6米的“红军标语墙”。据当地村民讲述，那年的冬天，突然来了许多当兵的，大家以为国民党军队又来拉壮丁，纷纷躲进了山林。但很快村民就发现这支部队不一样，他们不但抢着为村民干活，把粮油等生活物资送给困难群众，还在村子里写下了宣传革命的百余条标语。如：“农民武装组织起来实行分粮抢米夺回土地”。瓜雄村百姓终于消除疑虑和戒心，主动为红军带路、放哨；很多人还参加了红军。

几个月后，红军四渡赤水，佯攻贵阳，调开国民党反动派主力部队后，再次从富源进入云南。当红一方面军路过曲靖西海下河村停留休整时，在村中也书写了多条标语，其中一条写道：“白军弟兄同红军联合起来，打倒军阀龙云，打富济贫，反对白军长官打骂士兵，不当挨打的白军，大家当红军”。这条标语指出了军阀军队中官兵不平等的现实，鼓励他们脱离军阀武装。

不久，红军攻占了昆明附近的嵩明县城，红一方面军在县城附近的龙王庙山墙上也写下了标语：“农民起来实行土地革命”。这条标语理论性更强，直接提出了土地革命的目标。

经过嵩明后，红一方面军兵分三路，其中一路进入了富民，在沈家村一带宿营。在沈家村的墙壁上，红军用颜料和石灰写下了标语：“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由于红军纪律严明，对百姓秋毫无犯，吃穿用住都向百姓付钱，得到了群众的拥护。

另一路红军突袭元谋，攻占龙街渡，后因敌机轰炸，又赶赴禄劝皎平渡，尾随中央纵队渡江。在元谋期间，红军也留下了多处标语。在大乌头禾村的杨家祠堂墙壁上写有红军标语四条，分别为：“红军是工农兵！”“红军是帮助干人（即穷苦人）打土豪！”“打倒帝国主义的国民党！”“红军是干（人）的军队！”在龙街渡边的龙街村和江边村的房屋墙壁上书写了“工农团结起来，不交一分钱给区、乡公所”“不当挨饿挨打的白军，大家当红军去”“官兵平等，反对白军官长打骂士兵”“组织抗捐军，反对苛捐杂税”“武装暴动起来，实行不交租不交税”等标语，既号召群众反抗军阀地主的统治，又给敌军士兵做工作，让他们认清红军与军阀部队的不同。

红军在普渡河旁的木克村墙壁上留下两幅壁画：其中一幅是一群农民举着红旗，拿着红缨枪，押着一个被捆缚的地主，旁书“工农暴动起来，实行打土豪分田地！”另一幅画为红军战士右手高举铁锤，怒斥地主，旁书“红军消灭地主阶级，反对富农剥削”。这两幅壁画，图文并茂，形象生动，宣传效果好。

宣传抗日，提倡民族团结

还有一些标语，则是在宣传团结抗日。在元谋龙街渡，红军写下了“不替卖国贼军阀打仗，当红军打日本去！”的标语；在禄劝木克村，红军写下了“白军兄弟和红军联合起来一致北上抗日去”的标语；在元谋姜驿的大青树上，红军战士用小刀刻下了“大团结，拯救中华民族”的标语。

红军长征进入云南是在1935年初，这时距离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已经过去了三年多，侵略者的铁蹄已经占领了东三省和热河。当然，对于远在西南边陲的云南民众来说，战争的硝烟还没有弥漫至此。看过红军在云南留下的标语，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北上抗日一定是红军的重要目的。而红军在云南对抗日的宣传，则是埋下了一颗种子，为不久后的全民族抗战打下了基础。

云南民族众多，红军在经过云南时，严格遵守民族平等的政策，注重团结各族群众。红军在经过回族群众聚居的寻甸柯渡时，朱德总司令亲自前往清真寺，向回族群众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还让红军宣传队在回辉村清真寺中写下了标语——“红军绝对保护回家工农群众利益”（“回家”指回族群众）。

在经过彝族聚居的武定木高古村时，红军在村中墙壁上写下了“夷民（即彝族）们同红军联合起来，打龙云去”和“夷民们团结起来，实行不交租、不还债”的标语，在彝族地区播撒下了革命的火种。

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长征经过迪庆，也通过书写标语的方式，解决了与当地藏族群众语言交流不易的问题，赢得藏族人民的信任和尊重。红二军团总指挥贺龙亲自书写了“兴盛番族”的锦幛送给归化寺。在少廖古村一所藏族传统民居建筑的正面阳台藏式木板屏风上，也留下了“共产党来了”的标语。

毛主席曾经说过，“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红军长征过云南时留下的标语，就是对这句话最好的注解。这些标语，作为重要的历史见证，现在也已经被列为云南省各个级别的革命文物得到保护，供人们参观瞻仰。

（责任编辑 王菁）